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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德app注册 周振鹤:从莫理循文库到东洋文库

发布日期:2020-01-08 08:46:26

伟德app注册 周振鹤:从莫理循文库到东洋文库

伟德app注册,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

东洋文库的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光是引子就可以说上三天三夜。我们只能长话短说,拣要紧的讲。

故事的头一位主人翁是一个英裔的澳大利亚人乔治·莫里循(g. morrison),生于一八六二年。此人从小就极富冒险精神,还在十八岁的时候就利用假期,沿著澳大利亚南海岸徒步旅行达六百五十英里(一英里为一点六公里馀),几个月之后又乘独木舟沿墨累河漂流而下,在六十五天裡漂了一千五百英里。一年不到,他又作为一名普通海员,航行到南太平洋斐济、萨摩亚等岛屿。紧接著,又领著一支探险队扬帆新几内亚,在回来的路上他搭乘的是中国舢舨,这是他第一次与天朝大国相识,那时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的后半生竟会在这个他始终也没学会其语言的国家裡度过。就在舢舨靠岸后,他随即开始了一项更为惊心动魄冒险行动——从澳大利亚北端的卡奔塔利亚湾徒步走到南端的墨尔本,行程二千二十三英里,历时一百二十三天,赤手空拳,孤身只影,甚至连指南针也不带。他所走的路线,正是二十一年前一支配备完善的有名的探险队所走过的路线,那支探险队遭到失败,所以当莫里循取得成功时,竟被当地一家报纸嘲笑为一场骗局。

莫里循少年时嚮往的是作一名报纸的驻外记者,但是上大学时,却遵父嘱选择了医科。大学毕业后,他环游世界以求职。由欧洲而北非,由美洲而太平洋诸岛,最后到达远东。又由于错过了开往日本的轮船,乃在一八九三年转而到了中国。翌年二月,他身著长袍马褂,甚至还装了假辫(为的是省钱,如果是洋人打扮要多花三倍的旅费),从上海动身去仰光,先由长江上溯至重庆,再由重庆陆行到缅甸。行程三干英里,破费十八镑——大部分的路程是走过去的。在云南染上了鼠疫,差点死于非命。此行的结果是下一年在伦敦出版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该书的问世使莫氏声名大噪,精确的观察与独到的分析证明了他极适于新闻报导工作。所以当他向《泰晤士报》求职时,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终于实现了少时的梦想,戴著医学博士的衔头,去过驻外记者的生涯。

然而当《泰晤士报》委派莫里循职务时,他首先选择的仍然不是中国。他最后被派驻北京也纯属偶然,只是他想要去试试看而已。不想这一试就是十五年,而后又外加八年的中华民国总统府的顾问,这是当初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一八九七年三月,他到了北京,成为《泰晤士报》首任驻京记者。出于职业的需要,也由于他本人的收藏癖,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收藏一切有关中国的西文书籍的努力。当时的北京几乎谈不上有什麽值得一提的西文藏书。唯有李鸿章的英文秘书,美国人毕德格曾经收集了一些,后来当他一度归国时,委託上海的某书商代为出售这些藏书。等到他再次来华,收回未售出的残书时,已经是七零八落了——整套的书被拆开了卖。

于是莫里循开始系统的收集,只要是有关中国问题的,不论是书籍,是杂志,是小册子,是地图,还是单张的图片以至片言隻字无所不收。只要是用西方语言撰写的,不管是英、法、德、俄、荷、拉丁、西班牙、葡萄牙、义大利等文字,还是瑞典、丹麦、挪威、芬兰、波兰、匈牙利诸语种,甚至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威尔士语都无所不藏。当时北京西文书籍的价钱是很便宜的,许多书是七折八扣卖的,若与后来的书价相比,有些书贱到等于是白送。只是在日俄战争以后,当美国各图书馆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国来的时候,书价才一个劲地向上窜。可是那时莫里循文库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莫里循文库的最大特色是其完璧性。莫氏既把焦点定在中国,则有关中国的印刷物,即使一枚传单也不漏。对于当时还在世的作者,则亲自写信求其著作目录,以求全责备,连论文一页也不脱。所以至今,在莫里循文库中,连莫氏在北京租房的契约,总统的宴会的菜单都还原封不动地保留著。对于书籍而言,则新刊与古本尽搜无遗,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网打尽。以至今天该文库中还有未曾切边,未曾有人读过的新本。有些书简直是为收藏而收藏,并不是为阅读而搜集。因此当今天的读者发现在文库中竟然保存著从一四八五年最初的拉丁语版本,到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近五十种《马可波罗游记》,还有十七、十八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一百二十种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学会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国的海关报告、驻华各领事报告时,他们必定同时领教了莫里循那种搜书务尽的收藏癖。莫氏起初为自己藏书所定的范围是:有关在国内与海外的中国人,从任何方面反映中国及其属国的过去与现状的,任何一种欧洲语言的著作。后来,这一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到中亚、西伯利亚、日本、暹罗、印度支那和马来亚,还有一小部分涉及菲律宾、印度、缅甸与锡兰(今斯里兰卡)。所以莫氏也把自己的文库称作「亚洲文库」。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生涯使莫里循得到很大的名声,当时在北京甚至有过这样的说法:列强各国只在北京设立了公使馆,唯有《泰晤士报》派驻了大使馆。当然,他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代表英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这是毋庸讳言的。辛亥革命后莫里循辞去《泰晤士报》的工作,而去就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的职务,这一职位一直延续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莫氏后来很后悔自己的这一举措。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在一九一七年的时候,他回到澳大利亚去看看是否可能开始第二个人生。而作为这一打算的准备工作之一,便是出让莫里循文库。这一消息一经传出,买主接踵而至,其中美国的哈佛、耶鲁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最为积极。莫氏向美国人开价三万五千英镑,对方一口答应。其实莫氏早有主意,他已想好即使不能把这些藏书留在中国(因为没有中国买主),也要尽可能将它留在远东。这样便引起了这个故事的第二个主人翁,日本岩崎久弥。

岩崎久弥是日本三菱财团奠基者岩崎弥太郎的长子。久弥的叔父岩崎弥之助在十年以前就买下了——此事说来同样令人痛心——清代目录学家陆心源的皕宋楼,其中包括一百二十种宋本,一百种元本和大量明以后的珍贵刊本,共达四万卷,庋藏于静嘉堂。岩崎久弥学他叔父的样,也开始收购有学术价值的书籍。他曾买过英籍德裔比较语言学家麦克斯·穆勒的藏书——其价值当然不能与莫里循文库相比,然后将它捐赠给东京大学。对于莫里循的开价,岩崎没有丝毫的犹豫。尽管当时一英镑当于十日圆,一日圆当今一千日圆以上,是一笔很大的数目。莫氏还有其他一些条件,岩崎也一一答应了。那一年的八月八日,莫里循在致中国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的信中,简单地叙述了交易的经过:

前些时候你曾问到我的藏书是否售出。当时它还没有卖出去。我只是向日本人开价,他们是否会接受当然不能肯定。然而,今天这件交易已经完成。我的这套藏书在适当的时候就会转移到东京去了。我定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要让这套藏书和从前一样对一切认真学习的学者开放。它一定得保存完整并以我的名字命名。更进一步,这份藏书必须随时增补,使他赶上时代。它的买主就是有名的岩崎久弥男爵,他买过麦克斯·穆勒的藏书,尽管穆勒的藏书很蹩脚。我的藏书要卖掉觉得很难过,但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

当然,在交易的过程中,岩崎一点也没露面。协议是横浜正金银行(今东京银行)中国支行监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氏代签的,藏书是由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助手(后来成为该校教授,东洋文库首位主任,对东洋文库的发展起著关键作用)石田干之助来验收押运的。岩崎只是出钱而已。

前排左起:小田切万寿之助、莫理循、石田干之助

莫里循把藏书让售与日本的消息一时成为世界性的话题,欧美的报纸杂志都突出报导了这件事,中国与日本的新闻界更是长篇累牍地发表评论。大多数人都对这份穷二十年之力所搜集的,富有学术价值的藏书移出北京表示遗憾。八月二十九日转让手续办妥,之后,总数二万四千册藏书分装在五十七个大木箱里,先由货车运往天津,然后乘日本邮轮到达横浜,再由铁路送至东京,存放在一座三菱仓库里。起运时,应日本驻华公使的要求,中国政府派出军队担任运输警卫。为了防止湿气的侵入,每个箱子都外包铁皮,所有的书在装箱前都用纸包好。到横浜后,担心书箱被海水溅湿,不用又快又便宜的驳船,而用火车运到东京。存入仓库时,又怕箱子堆压受损,于是全部平列在地上。安排不可谓不严密,考虑不可谓不周到。

但是怕什么来什么。就在这些书到达仓库的第四天,一场特大的台风袭击了东京,雪上加霜的是随之而来的一阵海啸,海水冲进仓库,所有书箱都泡在水裡达数小时之久。结果可想而知。三分之二的书不同程度地受损。新闻报导纷纷扬扬,莫里循极其心痛,指责日本方面不肯多花钱严密包装,致遭此厄。书之厄有四:水火虫兵。莫里循文库已经万幸地躲过一次兵灾——那是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区时,莫氏刚把藏书从马建忠(著名的《马氏文通》的作者)故宅撤往肃亲王府,马氏故宅就被烧毁了。后来又躲过了一次震灾——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时,如上述穆勒藏书严重受损,而莫氏文库却安然无恙。更后来,在二次大战将要结束时,莫氏文库被疏散到宫城县乡下,途中既未遭空袭,堆在米仓裡有四年之久,竟也未罹鼠患(日本战败后,盟军理事会的澳大利亚成员曾建言,以莫氏文库来抵战争赔偿,但当到实地视察,发现他们先贤的宝物与大米杂然而陈的「惨状」时,也就息了此念)。独有此次,书刚到日本,就遭此天灾,似乎有点在数难逃。好在水厄不如火灾彻底,受损的书都採取各种手段复原修补及重新装订,绝大部分都抢救过来了。

据说正是由于穆勒的藏书受损于大地震,使得岩崎久弥打消了将莫里循文库损赠给任何机构的念头。于是就在一九二四年,以莫氏文库为基础建立了东洋文库,今年恰是该文库的七十大寿。还在东洋文库建立以前,莫氏文库就已经不断地加以充实,七年之间就增添了二万五千册,超过原有的藏书数。同时新文库的藏书范围也相应扩大,地域上从中国及其附近地区扩大到整个亚洲,语种上从西文扩大到汉语及各该国的母语。当莫里循文库还是岩崎久弥的个人文库时,采购书籍的费用是予取予求不受任何限制。东洋文库建立后,则以岩崎氏二百万圆基金的利息作为日常支出。

今天,东洋文库的藏书总数已经超过七十万种(一幅图版是一种,一部汉籍几十上百册亦是一种),是当初莫里循文库的三十倍。除莫氏的二万四千册洋书(西文书的日本叫法)外,还有四千部中国地方志和丛书,八百余种中国的族谱,清朝刊行的满蒙文书籍,各种藏文佛经及藏文图书,以岩崎文库为主的和汉书,一万五千种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及波斯语资料以及五百万卷缩微胶卷。

这样丰富的库藏自然与东洋文库过去的财力雄厚息息相关。当然,东洋文库从藏书总量上还不能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等大馆并肩而立,但就庋藏亚洲研究的有关文献而言,却是首屈一指的世界级图书馆。它有著其他国家图书馆所没有的特色藏书——其中许多是绝无仅有的珍品(不少被日本列为国宝与重要文化财),每年吸引著络绎于途的各国访问学者。

还在八年以前,恩师谭其骧先生就在这里找到了现存我国最早的历史地图集——《历代地理指掌图》的南宋版本,并将其复制回国,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于是国人才得以知道天壤间竟然尚存此一孤本,而在过去能参考的只是错得离谱的明刊本。去冬今春之际,笔者应日本学术振兴会之邀到日本作短期研究工作,东道主是东洋文库的图书部长斯波义信教授,于是我有幸得以在该文库充任四个月的外国人研究员。当文库研究员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自由出入书库,这是连文库外的日本学者也十分羡慕的。因为在出台填单子等候出书,是既费时间又不方便的,尤其是当你需要同时比照数十本书的时候。我在日本的课题是:《中日欧语言接触研究》,一个词要翻上几十部辞典,站在书架前随意翻阅的优越性就特别明显了。何况一个读书人能够每天优游于书海之中,本身又是何等赏心之事!于是我日日徜徉于书库的甬道之上,只苦日短,惟恨假(日)多,在无所不翻之后,方始觉得莫里循当日与东洋文库后来主事诸公搜书眼力的不凡。

这里我不来细数那些众所周知的珍稀古本,而想略举一些在过去是极其普通极其平常的东西,现在却成为罕见而且有用书籍的例子。《大清缙绅全书》在刊刻当时几乎是毫无价值的东西,绝对是藏书家不重、目录学不讲、图书馆不收的三不产品。现在国内似乎没有一个图书馆有其全套,去年我因事欲查道光十年至辛亥三年问的晋江知县题名,遍寻京沪二地各大图书馆皆不得其全,而在东洋文库站在书架前一个多小时就抄全了。清末民初的报纸杂志种类繁多,但保留下来的多是政论、学术、实业与综合性报刊,至市井小报或俚俗画报以及少数民族语报章类多不存。像《东洋文库》所有之《两日画报》与《新铭画报》国内不但实物无存,而且连报刊目录亦不见载;又如民初为表示五族共和而创刊的藏文、蒙文与回文白话报,在国内也极罕见,瞭解的人很少。

然而因为研究方向的关系,我最倾心的还是莫里循的旧藏。尤其是那些中外辞典及词汇集、供外国人学习汉语及各地方言、供中国人学习外语的教材以及多达七千种的各种各样的小册子。辞典与词彙集都是工具书,工具过时了就要被淘汰,词汇随时代前进而不断翻新,老辞典就不断被抛弃,所以很少有图书馆把旧辞典一本本保留下来的。可是莫氏却极有眼光,只要能到手的中外辞典,他一本也不丢.使之成为一个几近完整的系列。这里有来华第一个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与莫里循五百年前是一家)于十九世纪初所编的六卷本汉英-英汉字典,但是这并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以此为始,至一九一七年——莫氏藏书出让的当年——问世的德国人赫墨龄所撰英汉(官话)辞典为止,其间所有洋人和国人所著的英汉与汉英辞典以及词汇集、会话本差不多网罗无遗,例如对于新闻业和促进中英语言接触有大贡献的邝其照(现在差不多已被人忘光),不但其《华英字典集成》的两种版本被收入,而且连其英语应用手册《应酬宝笈》也不遗漏,甚至连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出版的,不到巴掌大的《袖珍分类英语》也赫然在目,我很怀疑恐怕现在连商务印书馆本身也不一定找得出这本书来了。

这里还有光绪十四年同文馆出版,俄国教士柏百福与巴第编的《汉俄合璧韵编》,但这也还算不得孤本,要在其前二十一年由瓦西里也夫所编的,在圣彼德堡出版的第一部汉俄辞典才是值得莫氏炫耀的稀觏书。抑有进者,中外辞典裡还有一批是方言与外语的对译辞典,这些方言不但包括吴、湘、粤、闽、客家等南方方言,还包括北方方言的次方言,如南京话(江淮官话)、汉口话与云南话(西南官话)。对汉语方言的研究者来说,这批书(再加上外国人学习方言的教本)不啻是一座宝库,因为除此而外百余年前的方言再无其他系统与科学的记录资料了。

上述这些辞典在别的图书馆或个人藏书中也许能偶而碰上一些,但要系统完整则不可能,就这个要求而言,莫氏的这部分藏书在世界上要算上是独一份了。对辞典的搜集要求其系列性,并非为藏书而藏书,而是有其实际用处的。例如,「经济」一语在本来意思是「经世济民」,宝姑娘劝宝二爷多关心的就是这类书。从什么时候起,「经济」变成 economy 这个意义了呢?有人认为是从一八九六年的《时务报》第十四册那篇《日本名士谈经济学》起,其实不然,那还是日本译者用的,并非中国人所用,所以《时务报》编辑特地在「经济」二字下注明:中国所谓富国养民策也。梁启超其时虽以「满口新名词」闻名,但起初却极力避免在日本已经普遍使用的这个新「经济」,曾尝试以资生、生计、平淮、理财等词来代替,但都流行不起来,到本世纪初乃不得不照搬日本人的新义。而反映在英汉辞典上,则是一九〇八年颜惠庆所编《英华大辞典》开始以「经济」来对译 economy (当然不是该辞典首用此译义,而是说明该义当时已被普遍认可)。而洋人所编辞典收入此义则更在其后。如果没有一整套系列辞典在,我们就无法知道是哪部辞典最先登录此义了。而这点对研究词汇发展史是极为重要的。辞典而外,莫里循所搜集的许多研究中国语言的专著也同样极有价值。譬如我们从中可以发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就有一位德国学者绘制了汉语方言地图。而中国语言学家们却都以为,最早的汉语方言地图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传教士所绘,发表在《中华归主》上面的那幅。

东洋文库不但是一个图书馆,同时还是一个研究机构和出版机构。除了图书部以外还有研究部和总务部,有兼职研究员八十人,出版刊物六七种,每年有春秋两季定期的东洋学讲座,又有不定期的特别讲演会、研究会,还有时不时的展览活动,还和外国的研究机关交换访问学者,这些我们都无暇顾及了。何况即使把东洋文库的所有藏书作个概略的介绍,也至少还得花上十倍的篇幅,因此我们只能就此带住。

来源:《读书》199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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